内藤湖南《概括的唐宋时代观》
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◎内藤湖南
唐宋时期一词虽然成了一般用语，但如果从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观点考察，这个词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。因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的差异：唐代是中世的结束，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，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。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，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，但从学术上来说，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。不过，为了便于讨论，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，使用唐宋时代一词，尝试总和说明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。
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，究竟有什么不同？从政治上来说，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。六朝至唐中叶，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。当然，这种贵族政治，与上古的氏族政治完全不同，和周代的封建制度亦没有关系。这个时期的贵族制度，并不是由天子赐予人民领土，而是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，从这种关系中产生世家，亦就是所谓郡望的本体。这些世家都重视谱系，导致当时的谱学盛行。现存史籍中，《新唐书·宰相表》便反映了这种情形。
另外，李延寿在《南、北史》中所写的是南北朝时代的实际情况在历史著述中的反映。 名族在当时占有优越的政治地位。这就是说，当时的政治属贵族全体专有，若非贵族，不能出任高官。不过一流贵族并非一定要当天子或宰相。特别是本来便与众不同的天子之位，虽然一般都归于有实力者之手，但当上天子的世家并不一定成为一流贵族。唐太宗成为天子时，命人调查贵族的谱系，第一流的世家是北方的博陵崔氏和范阳盧氏等，太宗本家的陇西李氏，不过位于三流。这种世家分级，即使天子的威力亦不能改变。南朝亦一样，王氏、谢氏等世家远比天子受人重视。他们和同级的贵族联姻，这些团体形成社会的中心，最好的官职亦由这个圈子的人占有。
这种贵族政治在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式微，代替的是君主独裁政治。贵族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，任何人要担任高职，亦不能靠世家的特权，而是由天子的权利来决定和任命。这个制度在宋代以后逐渐发达，到了明清时期，独裁政治的形式变得完备，国家所有权力归于天子一人所有，其他任何大官均不能有全权，君主绝不将职务的全权委任与任何官吏，官吏亦因而不再但其其职务的全部责任，改由君主一人去承担。
比较两种政治，贵族政治时代的君主位置，虽然有时可以由实力者超越等级去占领，但既然成为君主，最终便不免成为贵族政治机制的一环。换言之，君主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，只有在成人贵族的特权后才可以推行其政治，个人不可能拥有绝对权力。孟子曾分卿为异姓的卿和贵戚的卿，后者在君主有不当时进谏，君主如果不听则更换君主。这种事情不单见于上古，在中世的贵族时代亦屡见不鲜。君主是一家的专有物，这一家连外戚、仆从也包括在内，这一家觉得君主不称意便施行废立，或实行弑逆。六朝至唐弑逆废立多见，正在于此。这一家的事情与多数的庶民几乎毫无关系，庶民作为国家一份子，未见有任何的重要性，与政治并无关涉。
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，但到了近世，贵族没落，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，他直接面对全体臣民，是他们的公有物。这样一来，如果有河臣民全体有关的事，君主应该代表全体臣民，但中国的情形并非如此。君主不是臣民全体的代表，本身反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。虽然这样，君主的地位相对于贵族时代更为安全，要废立亦不容易，弑逆在宋代以后的历史中几乎全部消失，可为证明。不过元代是唯一异例。蒙古文化远较中国文化落后，只有中国上古时代的程度，却征服了中国。由于突然君临一个近世的国家组织，帝室依然留下贵族政治的形态，只有民政方面带有近世的色彩，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状态。
贵族政治时代的习惯是由贵族掌握权力，所以有隋文帝、唐太宗等英主出现。尽管在制度上并不承认贵族的权利，但在实际的政治上仍保留其形式，政治成为天子和贵族的协议体，这个协议体并不是代议政治。
唐代在政治上有三个重要机关：尚书省、中书省和门下省。其中中书省是天子的秘书官，负责起草诏敕命令，有臣下上奏给予批答。在诏敕确定前，必经门下省同意。门下省有封驳权，若认为中书省的案文不当，可以驳斥和封还。事情由中书和门下在政事堂协议决定，尚书省的职务是接受该决定，并加以执行。在形式上，中书省代表天子，门下省代表官吏舆论，即贵族的舆论。但因为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的长官都出身贵族，贵族并不绝对服从天子的命令。天子在对臣下上奏的批答中，亦非常友好，并非像下命令一样。不过到了明清时代，所有批答均如命令仆从，语言粗暴。封驳之权在宋以后日益衰退，至明清几乎完全消失。
这种变化的结果是，宰相的地位不再是辅佐天子，而变得和秘书官差不多。宋代虽然尚存唐代遗风，宰相拥有相当的权利，但明代以后完全不再置宰相个官职，实际上执行宰相之职的是殿阁大学士。这个官职的性质是天子的秘书和代笔，而不是和古代的宰相一样辅佐天子，分担部分或承受全部责任，只有君权才无限发达。唐代宰相全部出自贵族阶级，他们一旦得位，即使天子也不能自由动摇其权利。明朝以后，不管宰相权利有多大，若令天子不高兴，他们便会忽然受到废黜，成为平民甚至犯人。宋代恰好处在唐和明清之间，宰相商不至于像明清一样没有权力，不过即使得到权利，达于极盛，一旦失去了天子在后面支持，亦同样会变为匹夫一名。只要看北宋的寇准、丁谓，南宋的贾似道等的境遇变化，事情便一目了然。地方官亦一样。唐代各地方官大多习惯保有和君主几乎同样的权利。宋以后的地方官，不管地位如何良好，只要君主一纸命令，职位便简单的交替。宦官称为天子的仆从，但唐代宦官是天子家族中有影响力的一员，所谓“定策国老、门生天子”。而明代虽然也有宦官跋扈，但他们只是在得到天子恩宠时拥有权力，恩宠衰退时势力亦随之全失。唐代和明代宦官的差别，就是贵族政治和君主独裁政治差别的结果。
与此同时，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。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，不承认人民的权利。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，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。贵族时代，人民在整体贵族严重视若奴隶。隋唐时代开始，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，由国家直辖。虽然设有特别制度，让农民得到好像国家佃人一般的对待，但由于实际上政治权力在贵族手中，人民的的情况有如是拥有君主的贵族团体的佃农。土地分配制度等亦与此有密切的关系，尤其是租税的性质，更显出其意义。具体的说，唐代的租庸调制，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、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。唐代中叶开始，这个制度自然崩坏，改为两税制，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。他们可以用钱代实物去纳地租，不再受土地束缚，从而开始摆脱奴隶佃农地位。到了宋代，经过王安石的新法，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。类似青苗钱一样的低利息金融通法，亦可以理解为政府承认人民有处置土地收获的自由。另外，王安石改旧有的差役为雇役，虽然受到反对者的大力攻击，但这个雇役制度最为适合当时的情况，后来司马光改王安石的新法时，以苏东坡为首的新法反对论者中反对差役复旧的人亦颇多。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，但贵族阶级消灭后，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，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。
另一方面，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改为选举。当然，这个选举和今日的代议政治不一样，没有代议的意思，它只是一种官吏的擢用方式，即是由自贵族阶级中擢用，一变而为考试擢用，也即科举考试。六朝时代，天下的官吏以九品中正方法选举，完全受贵族的权利左右，当时有所谓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。隋唐以后改变这个弊病，实行科举。不过隋唐的科举依然是贵族的。这个制度到了宋代王安石时代再次一变。唐至宋初的科举亦帖括和诗赋为主，前者测验背诵经书的能力，后者考验文学创作的能力。这个方法与其说是学科考试，毋宁说是人格测验和书写文章能力考试。不过，王安石的制度改帖括为经义，代诗赋以策论；经义是写出对经书中有关义理的意见，策论则是提出政治上的意见。当然，到了后来，经义成为以一时的念头去让考官吃惊的文章游戏，而策论亦不过成为对历史事迹的一种粗略概说，变得与实际的政务完全无关。但当时这一改变，仍然达到了将过去的人格主义改为实务主义的目的。应试者中，唐代每年不过约五十人及第，明代以后科举及第者大量增加，有时虽然只是三年一度，及第者仍有数百人以上，而特别值得注意的，是应试者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万人以上。换言之，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给给庶民方式，变得容许机会均等。
政治上的实际情况亦没有变化，特别是所谓党派的性质有所改变。唐宋时代的朋党虽都喧闹一时，但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，专事权利斗争，宋代朋党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。因为自从科举离开贵族的控制，以婚姻和亲戚关系结成的党派渐次衰落，党派成立的主要目的，便成为表达政治上的意见。当然，党派纵然来自政治上的主义，坏处亦逐渐类似贵族时代一样。到了明代，师生关系、出身地方关系等又再度成为结党的重要因素，所谓由君子组成的党派，其弊端与小人的党派没有差别，以致明代终因东林党而灭亡。到了清代，君主更因嫌恶臣下的党派而使权利日益变得绝对。
经济上亦有类似显著变化。唐代铸造了有名的开元通宝，虽然货币的铸造一直不断，但流通量相对较少。货币的大量流通到宋代才开始。唐代虽然不是实物经济，但不少物品在利用货币表示价值之余却以绢布来交换。宋代则以铜钱代替绢布、绵等使用，发达的时候还盛用称为交子、会子的纸币，南宋时代纸币发行上升至极高金额，物价变动因此颇剧。到了元代，差不多完全不铸铜钱，单靠纸币来流通。明代以后推行不换纸币的极端政策，终于导致灭亡。总而言之，自宋代开始，货币经济非常盛行。另外，银在此时开始慢慢得到作为货币的重要地位，北宋时代虽然仅有少数流通，但到了南宋，似乎大为盛行。据说元代伯颜在灭南宋回北京时，为了要把南宋国库中取得的银运回北京，于是把他们按一定的形状来铸造，称为今日元宝宝银的始祖，可见银在宋末相当流通。这种倾向到了明清更趋盛大，最后终于夺得纸币占据的全部地位。由于唐宋处于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两者交替之际，其间货币的名称等自然发生变化。以前的钱币称为两或铢，这不用说是重量的名称，一两计为二十四铢。宋以后一两十钱计，即一钱等于二铢四絫。旧日的开元通宝，一文重二铢四絫，十文卫一两。宋代废除重量的名称，而以钱的个数来表现，从中可知钱的使用在当时是如何的盛大。在日本，中国钱的名称反过来用于重量，一（一文目）即是其例。
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。如果从经学、文学方面来说，经学的变化在唐已出现先兆。汉魏六朝之风一直传至唐代初期，经学重家法和师法，倡导古代传下来的学说，但不允许改变师承，另立新说。当然，已有人想出种种方法，多次近乎公然的尝试改变就说，不过未有成功。当时的著述大多以义疏为主。义疏是对经书中注的详细解说，原则是疏不破注。然而到了唐代中叶，开始有人怀疑旧有注疏，要建立一家之言。最早的是有关《春秋》的新说。到了宋代，这个倾向极度发达，学者自称从遗经发现千古不传的遗义，全部用本身的见解去作新的解释，成为一时风尚。文学方面亦一样。从文章来说，六朝至唐流行四六文，到了唐代中叶，韩柳诸家并起，复兴所谓古文，文章成为散文体。换句话说，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。从诗来说，直至六朝是五言诗，盛行选体意即《文选》之风。到了盛唐，文风一变，李、杜等大家出现，在打破以往的形式方面起了很大作用。唐末除了诗之外，诗余亦即词又发达起来，打破五言、七言的割据，变为更加自由的形式，特别在音乐性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。其结果导致宋元之间曲的发达，并由抒情的短小形式，变为复杂的剧种。其中的词等，不再以包含典故的古语为主，而变为以俗语自由地表现。文学曾经属于贵族，自此一变成为庶民之物。
还有艺术方面。六朝隋唐盛行壁画，以彩色为主。虽然盛唐时白描水墨转盛。以五代为分界，以前的画大多强调传统风格，画无非是作为说明事件而有意义的一件物品，新的水墨画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。画在以前是贵族的道具，作为宏伟建筑的装饰物之用，卷轴盛行后，画虽然并未因此而大众化，但却转为平民出身的官吏在流禹之际也可以携带享乐的一种物品。
音乐的变化亦同样。唐代以舞乐为主，即是以音为主，舞的动作不过是附属品，乐律亦重形式，少有模仿动作的意思，所以乐是一种服务于贵族的仪式的东西。宋代以后，随着杂剧的流行，模仿事物一类的通俗艺术盛行，动作较为复杂，品位较古代的音乐下降，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。这种情形表现最突出的是南宋时代。
如上所说，唐代和宋代，在各方面的文化生活上都有变化。除此之外，如果从一些细微的个人生活区观察，还可以发现更多反映这个时代的变化。但这里不想论述这些细微之处。
总而言之，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，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。
（《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，一九一〇年》）
